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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慶文 邵寶輝:中美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差距在哪? | 社會科學報

發布時間: 2016-01-28 07:47:16   作者:董慶文 邵寶輝   來源: 社會科學報   瀏覽次數:  
摘要: 中美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差距在哪? | 社會科學報

 

中美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差距在哪? | 社會科學報

社科報 對撞

作者:美國太平洋大學傳媒系主任 董慶文教授 (圖左)  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邵寶輝(圖右)

◤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研究蔚為大觀。但與美國相比較,還是存在較大差異。

中國社科學者在努力、在嘗試著改變,以求在這個學術共同體中擁有更多話語權。

國更關注學位

作為“舶來品”,新聞傳播學已在中國大陸生根發芽,開花結果。尤其在最近二十多年,新聞傳播教育出現跨越式發展,新聞傳播研究已然蔚為大觀。不過,與新聞傳播學的西方誕生地,特別是美國相比較,還是存在較大差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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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美的共同點,是數量龐大的高校教師同時構成新聞傳播研究的主體。然而,兩國新聞專業教師隊伍存在鮮明的反差。根據《中美頂尖新聞學院教師隊伍比較及對比》提供的數據,在調查的新聞學院中,中方78%的教師有博士學位,美方僅25%有博士學位。在學術成果方面,中方著作數量是美方的四倍多(750/181種),論文數量則是美方的八倍多(5884/703篇)。顯然,中國更注重專業教師的博士學位與學術研究。

盡管中國學界看起來更注重新聞傳播專業教師的科研水平,但放在更廣闊的國際學術平臺上,中國依然缺乏大規模的獨立學術生產能力。統計數字顯示,到2013年末為止,中國學者在31份SSCI期刊發表論文總數為160篇,在刊物同期論文發表總量(26069篇)中僅占0.61%。與此同時,中國學者的論文篇均引用數是2.16次,遠低于這31份刊物論文篇均引用數7.1次。

驗VS實證

整體而言,中國新聞傳播研究水平仍需提高。

在理論建設方面,美國學者重視系統的理論表達與創新,注重理論的證實或者證偽;而中國學者則注重經驗總結、心得體會以及政策闡釋,可謂智慧多,理論少,而且容易自我設限,只是在強化自主與自強意識。中國學者充滿智慧,聰明、頓悟絕不缺乏,只是大多體現在現象描述或直覺經驗上,是神龍見首不見尾,往往不成系統,缺乏證據,難以證明并上升到理論高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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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例來說,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俗語“傻子過年看隔壁”,其中蘊含豐富的人生感悟。可惜停留在約定俗成,沒能再度升華與提高,如果給國際同行看,就不大明白其中意思。事實上,人類的社會活動有規律可循,美國學者針對同類現象研究,提煉為一種理論,即社會學習理論(Social Learning Theory),核心在于學習不只是觀察與模仿,更是一種社會情境下的認知過程。

這里順帶出一個問題,就是許多中國學者常多觀點,而少證據。比如在學術會議上,有些中國學者提供的觀點不少,通常是以面看面,以線看面,傾向于主觀,慣常表達形式是“我認為/我建議(I think/suggest)”;美國學者則是用證據說話,比較客觀,表達形式一般是“事實證明/顯示(It indicated/showed)”,結論由證據而來,也比較扎實。很明顯,如果沒有證據支持,研究者容易天馬行空,說出過頭話。相反,如果以證據說話,結論自然容易使人信服。

究方法的差距

在研究方法方面,美國學者重視各種研究方法運用,無論是量化方法還是質化方法,方法清晰,程序嚴謹;而許多中國學者相對來說忽略這一點,論文中一般很少明確說明研究方法,或者不能給予足夠的篇幅。在美國,博碩士學位論文要有專門一章探討研究方法,論文評議人第一在乎的也是研究方法是否適當。同樣,期刊論文中會有專門小節談論研究方法,這已是默認的學術慣例。而在中國,研究生學位論文常常化約研究方法,發表論文只字不提研究方法的也并不鮮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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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科學之所以稱之為“科學”,并不是等同于自然科學,而在于科學的方法:實證,客觀,嚴謹,符合倫理。無論量化或質化,每種研究方法都有明確的操作流程與規范,具備相對的穩固性,具體運用必須具備信度(Reliability)與效度(Validity)。科學的方法是產生可靠結論的前提,正如美國學者沃納·賽佛林和小詹姆斯·坦卡德在《傳播理論:起源、方法與應用》一書中所言:如果我們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存偏見,如果我們采用的措施是可信而且有效的,如果我們的發現是能夠驗證的,我們就比相信自己的直覺、依賴于權威的判斷或憑借著固守的信念更可能接近“真實”。

事實上,研究方法已經在中國新聞傳播學界得到很大重視,但仍然相對單一與欠缺規范。根據中美新聞傳播代表性期刊的對比數據,定性研究方法在中國論文中占據主導地位,大概有七到八成,定量研究方法僅占兩成左右(董天策、昌道勵)。而在全國范圍來看,中國學者“定性研究方法”常流于“隨感而發”,較少系統收集和分析原始資料,具有較大的隨意性(袁會)。

某種程度上,學術研究不在于結論如何精彩,而在于方法是否正當。方法不嚴謹也許會得出頗具轟動性或者極有噱頭的結論,但肯定經不住推敲,只有方法正當的前提下,結論才值得認真對待。近年來,太平洋大學傳播系與中國同濟大學、深圳大學、河北大學、中國傳媒大學等高校合作,以多種形式舉辦培訓班或工作坊,特別注重研究方法的指導與學習,受到中國學者的歡迎與肯定。

段論VS洋八股

在論文規范方面,美國學者的研究呈現一般包括:研究背景(前言)、文獻綜述、理論框架、研究方法、研究發現、結論、參考文獻。這已成為標準的學術成果呈現模式,幾乎是缺一不可。當然,也有人稱之為“洋八股”。無論如何,學術成果的呈現必須構件齊全,才能眉目清楚,符合規范。中國學者的研究呈現習慣于使用三段論式的總結、分析和概括,不僅欠缺研究方法部分,文獻綜述同樣遭到忽視,理論框架也比較模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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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所有的男人是凡人. 蘇格拉底是男人. 因此, 蘇格拉底是凡人”

文獻綜述并非羅列已有研究,做流水賬,而是一種批判性的概括與評價,目的在于發現過去研究的不足、矛盾、錯訛或者空白,展現與即將研究課題的契合程度。學術研究必然是一個積累過程,是在已有研究基礎上的新發現、新進展、新貢獻。文獻綜述能夠充分體現對前人成果的尊重,同時為新的研究做論證與辯護,研究者恰恰在綜述文獻過程中,提出新的研究問題和研究假設,建立自身研究的理論框架。

理論框架則是利用已有理論,厘清概念、定義、變量,交代清楚概念之間、變量之間的內在關聯,顯示研究的內在肌理,為自身研究提供理論指導。值得一提的是,多數中國論文在結論部分很少自我挑剔,以及給出未來研究建議。這部分內容其實不多,但足以給其他研究者以啟發,乃至促使跟進研究更上一層樓。

門導向VS問題導向

我們比較一下中美研究導向的差異。中國流行“熱門導向”,有些學者選題講究時髦跟風,只求成果呈現與論文發表。大多數美國學者則是“問題導向”,由此凸顯研究的針對性,目的是解決切實面臨的難題或至少是真問題。

客觀而論,以上差異也含有差距。追溯原因,當然有著歷史傳統、現實環境的諸多影響因素。從大處來說,中國文化歷史傳統強調等級與“關系”,真理止于權威;美國則傳承西方自希臘以降的平等論辯傳統,真理越辯越明。中國的傳播是高度語境,更多信息要在背景中獲得理解;美國則是低度語境,信息在資訊中即可得到解釋。這些可以部分解釋中國智慧為何含蓄以及缺乏證據鋪陳與理論探索。此外,中美價值觀的差異也是明顯影響因素。中國的價值觀傾向于集體主義,體現在學術上,容易導致因循他人;美國則流行個人責任主義,驅動學者朝向理論原創與方法多樣化方向行進。

從新聞傳播學歷史來看,中國新聞學雖有百年發展史,但其中不乏戰爭等造成的干擾與中斷,傳播學引入也不過數十年,遠不及美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的自然與穩健。有必要指出的是,中國的新聞傳播專業最初大多脫胎及依托于文學系,人文思辨色彩濃厚,這也是導致在研究方法上疲弱的重要原因。

距越來越小?

當然,更大的現實是中國新聞傳播研究與國際學術平臺的接軌不足三十年,真正重視卻是在最近數年,因此在學術規范上有距離,可以理解。而語言能力的制約對中國學者同樣是不小的障礙。隨著對外交流日益頻繁,更多學者具備海外交流經歷,以及新一代學者更多具備海外留學背景,這些障礙正在逐漸得到克服。樂觀地看,以上提及的各種差距也在同步縮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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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說明的是,本文的比較是建立在一個“均值”或一般現象基礎上的。中國新聞傳播研究已有高端的學術成果雖是少數,但不應該遭到忽視。

錢鐘書曾說:東海西海,心理攸同;南學北學,道術未裂。新聞傳播學也不例外。當今世界,全球化一方面凸顯了差異,另一方面更帶來趨同。在此過程中,一個世界新聞傳播學術共同體正在逐漸形成。中國學者作為這個共同體的重要成員,可以說一直在努力嘗試改變,使用不同研究方法,遵循國際學術規范,從事原創性研究,以求在國際學術舞臺更具備競爭力,以及擁有更多話語權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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